◎徐报融媒记者林刚摄影/梅康农
场景一：电影正在放映，一道刺眼的手电光柱突然划破电影院里的漆黑，照向某个座位，同时伴随着这样一句话：同志，把你的电影票拿过来看一下！
场景二：电影院里，观众们正聚精会神地看电影，银幕上的电影画面突然停止，随即画面快速跳闪，最后停在了“影片未到”的画面上。影院内的场灯亮起，观众们开始有点躁动，偶尔还会传出几声响亮的口哨。
经历过上面两个场景的人，至少得是位“70后”了吧。20世纪七八十年代，基本上没有什么文化游乐活动，看电影是百姓的娱乐形式，也是人们休闲、教育、恋爱的最佳场所，老老少少没有不爱看电影的。看电影还成为一种纽带，很多情侣便是在看电影中定下了情缘，后来走到了一起，这也算是电影院的功劳了。
那时，无论是节假日还是平时，影院门前都挤满了观众，络绎不绝。电影院里放什么，观众就看什么，而且看一遍不过瘾,还要看三四遍。影院冬天冷得跺脚、夏天热得冒汗，观众的热情不减。留存记忆中的，不止一方银幕、一幅照片，它们留下的痕迹，沉淀在新时代繁华中，穿过时空呈现在我们眼前。
年，16岁的梅康农就参加工作了，先后在徐州市电影公司和公司下属的多家电影院工作过，直至退休。工作时，他做过跑片员、检票员、放映员……还担任过中山堂录像部主任。回忆往事，梅康农邀请了曾在中山堂工作，后调到徐州市电影公司担任总经理的老朋友、老同事俞方，一块聊起了那些年电影院的故事。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的休闲娱乐方式很少，看电影无疑是最受喜爱的。说起来，当时徐州的电影院数量不算少，除了隶属于徐州市电影公司的中山堂（20世纪六七十年代曾改名为东方红电影院）、云龙电影院、东风电影院、彭城剧场、鼓楼电影院等，还有属于各系统单位的影院，比如徐州会堂、工人文化宫、军人电影院（淮海堂）、人民舞台、铜山电影院、地区礼堂、矿务局大礼堂、铁路大礼堂等，几乎大单位的礼堂都可以放电影。另外，还有几家露天影院，比如新生露天电影院、文化宫露天电影场、市群艺馆露天电影场。
当时新电影发行没有现在的院线制，省电影公司每个月有一次排片会，徐州电影公司都派人到南京参加，排片会上会把要上映的电影放一遍。一部新电影分到徐州的拷贝通常只有一部，拿到徐州后还要进行一次试映，既是检查电影内容，也是检查拷贝质量。一部电影拷贝是无法满足徐州这么多影院同时上映的，于是电影公司按甲级影院、乙级影院分成两轮，先在甲级影院中放映，再到乙级影院放映，最后才是那些企事业单位的影院。并且给各影院协调的开映时间是错开半个小时。一部拷贝一般供三家影院同时放映，市区影院所使用的35毫米电影拷贝，一本仅可放映约11分钟，整部影片大约需要十二三本。所以当上家影片一般放完两本后，要及时把已放过的拷贝送至下一家，这项工作需要跑片员来完成。
梅康农和俞方两人都曾做过跑片员。他们回忆，每家影院一般有两名跑片员，两班倒，刚开始是用自行车，后来改为轻骑摩托车。跑片员工作是十分辛苦，起早贪黑，风里来雨里去，特别是下雪天，路上结冰后坑坑凹凹的，骑车在路上赶着送电影拷贝的辛苦可想而知。年左右，徐州市电影公司组织了一个专业跑片队，统一安排调度各影院的跑片工作，并专程赴上海购置了六辆后三轮机动车。跑片员还专门经过驾驶学习考核，由市交警队发放驾驶执照。换成机动三轮车后，跑片员的工作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但一天之内多次往返于几家影院之间，爬楼把拷贝送进放映室，仍旧非常辛苦。
说到跑片，发生过许多有趣的事。过去电力供应不稳，经常停电，有时一部新电影在头一家影院放映中停电，无法继续放映，后面两家的放映时间都得跟着顺延。有时跑片车出故障或者遇到交通事故，也无法准时把电影拷贝送到。于是，放映员只好用幻灯机在银幕上打出“影片未到”或“跑片中，请勿喧哗”，并将场灯打开。那时别说手机，放映机房有的连电话都没有，不知道拷贝何时能到。放映员无奈地等啊等，观众们焦躁地盼呀盼（此处省略几千字）……
俞方还聊到了电影市场，他说，过去电影题材远没有现在这么丰富，一般都是戏曲片、战争片、反特片、喜剧片，还有零星译制片。徐州人对电影热情很高，遇到好电影，中山堂从一大早放映到凌晨，场场爆满，观众席中间通道上都得摆加座，一天能接待上万名观众；《阿诗玛》《刘三姐》这样的电影不知道放了多少遍，放映员放映中一遍遍盯着，熟悉到都能跟着唱下来；年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场电影《侦察兵》，在云龙电影院试映时，个座位来了多人，考虑安全问题，临时取消了那场试映；《泰坦尼克号》在中山堂上映时，票价10元一张，票房任务是90万元，最后轻松卖出了万票房；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电影票很紧俏，影院工作人员每月有数十张福利票，请朋友看电影或者送朋友电影票，那可是特别有面子的事。到八十年代末，受遍地录像厅、VCD走进家庭的影响，电影院开始走下坡路，到九十年代后期，中山堂员工每个月有张电影票的销售任务了……
本文来源：彭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