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淮生考辨张竹坡家世生平撰述金瓶梅研

内容摘要:吴敢的《金瓶梅》研究主要用力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张竹坡与《金瓶梅》研究,一是20世纪金瓶梅研究史研究。

主要代表性著作即《张竹坡与金瓶梅研究》和《20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它们为金学大厦的建构奠定了重要基石。

同时,吴敢担负了《金瓶梅》研究者队伍集结的学术使命,即学会与学刊的筹建和创办,他的这一学术活动为金学研究的学风建设以及各种学术典范建构做出了自己的实绩。

关键词:吴敢张竹坡家世生平金瓶梅研究史长编金学事业

引言

黄霖说:“《金瓶梅》实在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谜。今天要真正揭开这些谜底实非易事。”[1]正因为“谜”太多,也就可能因“谜”而成“学”,譬如“红学”如此,“金学”同样不能例外。当然,吴敢也是难敌这“揭谜”的诱惑,于是,毅然地带着一份学术责任,便走上了这既需“学力”“识力”又费“心力”“体力”的“解谜”之路。笔者在撰著《红学学案》(新华出版社年2月出版第一编)过程中深切体会到“四力”即“学力”“识力”“心力”“体力”的重要性,“四力”的基础厚实,成果就坚实,“四力”的基础薄弱,成果就稀松,这是必然的。设若没有这“四力”作为“揭秘”即“探源”求“真貌”的基础,又将会是怎样的情形呢?大家都是猜,你猜得我也猜得!于是,这“猜谜”的过程也就成了编织“误解”的过程,因为“揭谜”若不是完全出于“探源”求“真貌”的学术考量,大都演成了某种“虚妄”(或名或利)。“红学”如此,“金学”果真“洁身自好”了吗?譬如金学中的一种特殊现象即“《金瓶梅》作者研究现象”,真是使人如“雾里看花”,引来非议不断(如“牛角尖里兜圈子”、“可疑的命题”、“非常可笑”、“笑学”、“伪科学”等),惹得黄霖勉力地为此申辩,但同时他也承认:“平心而论,近二十年来有关《金瓶梅》作者的研究的确存在着不少问题。各种各样的说法真是使人眼花缭乱,粗看起来,各人都说得头头是道,但到最后,谁都缺少‘临门一脚’,谁也拿不出一条过硬、确凿的证据来,主要还是立足在比附、推测的基础上。”[1]

《微澜集——

黄霖序跋书评选》

吴敢当然清楚地知道“作者是谁”和“成书年代”是《金瓶梅》研究的两个“谜”一般撩动人心的问题,同样了解《金瓶梅》作者研究中的“比附”“推测”现象。吴敢没有把自己的“金学”起点放在这撩动人心的“作者是谁”的“比附”“推测”上,而是出于“乡谊”之考量以及“性分”之驱使,将自己的《金瓶梅》研究定位在了“张竹坡与《第一奇书》”这一同样诱人热情的学术话题上,走出了他自己的《金瓶梅》研究之路。彭城张氏是徐州望族,是吴敢的同乡,“乡谊”成为吴敢研究张竹坡和张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的主要心理动机。那么,“性分”如何理解呢?吴敢曾将自己的人生感悟归结为三句话:第一句,要有坚定不移的信念,又要有变通随缘的灵动,即所谓“内方外圆”;第二句,贵在温良敦厚,要有自知之明,又要勇于承担历史的责任,即所谓“内圣外王”;第三句,要追求完美,但要接受残缺,即所谓“内阴外阳”。[2]55可以说,吴敢的“性分”就蕴含在这三句话中了。常言道:文如其人;其实,学术亦如其人。学人的“性分”不同,学术选择和学术实绩相应地也会不同。没有最好的学术道路,只有最适合自己的学术道路。吴敢的“性分”决定了他的学术追求——“踏踏实实立言,兢兢业业立言,努力增加立言的分量”。[2]55吴敢的金学贡献首先在于为金学大厦奠基了两块极其重要的基石:《张竹坡与金瓶梅研究》和《20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笔者按,在《长编》基础上撰著的《金瓶梅研究史》即将出版)。当然,他毅然地担负了《金瓶梅》研究者队伍集结的学术使命即学会与学刊的筹建和创办。同时,他又实实在在地为弘扬张竹坡故里地域文化做出了自己的实绩。尤其学会与学刊的筹建和创办的学术意义之重要更非同一般,童元方在《树荫与楼影——典范说之于红楼梦研究》一文中道:孔恩是在哈佛大学当助教、给本科生讲科学史时,发现古典科学与现代科学观念上的极度混淆。他走过了多少艰难的路而挣扎出来、觉悟出来一个新的观念: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典范(paradigm)。孔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虽说是一本讲科学史的书,却被社会科学中广为引用。不过,文学毕竟不是科学,文学史也不是科学史。中国文学利用科学方法来解析是否得当,是否会有鲁莽与生硬之嫌,则亟待审慎的考核与厘定。何况,孔恩典范之说,是其早年之作。至于晚期,他曾说,如重写《科学革命的结构》,他必须强调学会与学刊之重要,以期典范共识之形成。[3]-童元方的陈述表明:“典范”的生长离不开学会与学刊的生成与发展。若就此方面而论,吴敢在《金瓶梅》学会与学刊生成与发展上的贡献对于金学而言,其意义也将随时日推移而彰显。

一、彻底廓清蒙在张竹坡身上的一切迷雾

——张竹坡家世生平考辨

吴敢曾在《张竹坡与〈金瓶梅〉研究》“跋”文中说:我的《金瓶梅》研究,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张竹坡与《金瓶梅》”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曾先后查访到清初《金瓶梅》评点家张竹坡家族的族谱四种,于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基本完成了这一专题研究。曾结集成两部专著:一是《金瓶梅评点家张竹坡年谱》,辽宁人民出版社年7月一版。该书的出版,匡谬补阙,使张竹坡家世生平全面揭晓。二是《张竹坡与金瓶梅》,百花文艺出版社年9月一版。该书分为张竹坡家世生平分则详考、张竹坡著述行谊考论、张竹坡《金瓶梅》评点评析三部分。第二部分是“金学史”研究。“金学”既已成为显学,及时予以总结,已是大势所趋,水到渠成。年1月我在文汇出版社出版了一本35万字的专著《20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徐朔方先生为该书作序时鼓励我说:这部研究史既有纵向的深度,亦有横向的广度。[4]由吴敢的自述可知:考辨新材料与撰述学术史是吴敢金学研究的两个着力点。“考辨新材料”可以显示其学术研究的传统功力,“撰述学术史”足以彰显其学术研究的宏阔视野。吴敢“考辨新材料”的突出贡献就在于彻底廓清蒙在张竹坡身上的一切迷雾,即全面揭晓张竹坡家世生平。吴敢曾不无感慨地说:竹坡家世生平湮没三百余年,人莫能详知,而今即将见世,当是含笑欣慰于九泉的吧?[5]笔者以为,无论是考辨新资料,还是复垦旧文献,只要能够兼收并蓄,并善于运用适当的有效的方法(无论新旧方法),都是可以建构新说或完善旧说的。吴敢的张竹坡研究主要是考辨新资料,并在完善旧说的同时建构新说。当然,考辨新资料有待于开发新资料,而新资料的发现也是最易于引起论争的。正确的态度是容忍异说的存在,尽力完善自己建构的新说。可以说,在金学大厦的建构中,张竹坡与张评《第一奇书金瓶梅》无疑是其中最坚实的基石之一,而在奠定这一基石的过程中则无疑离不开吴敢的突出贡献。既然考辨新资料有待于开发新资料,那么,用心发现新材料则就成为葆有学术兴趣的学人的学术自觉,吴敢就是其中较为机敏的一位学人。

吴敢在谈及他开发新资料过程时说:年3月,笔者出席武汉中国古典小说理论讨论会,触及张竹坡与《金瓶梅》研究方向。返徐以后,得到业师郑云波先生的鼓励和吉林大学王汝梅先生的督促,遂全力投入彭城张氏家谱和家藏故集的访求。[4]10

可见,出席武汉中国古典小说理论讨论会是吴敢涉足“张竹坡与《金瓶梅》研究方向”的机缘。当然,这机缘若没有“乡谊之情”的铺垫,也是不可情测的。

至于说起王汝梅先生的“督促”来,可引证王汝梅的自述:

根据新材料,对张竹坡与《第一奇书》的关系、竹坡在小说理论上的贡献、张评本对曹雪芹创作的影响等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我撰写了《再谈张竹坡金瓶梅评点》(《评张竹坡的金瓶梅评论》发表于《文艺理论研究》年第2期),提交年春在武汉召开的古代小说理论讨论会。

虽然增加了新材料,但深感对竹坡生平思想了解仍然不多。因此,产生了想到徐州铜山县进行考察的想法。苦于工作忙碌,暂抽不出时间。

于是致信徐州市文化局吴敢同志请他在徐州考察,一个月后即接到吴敢回信:接函后一个月之内足迹遍彭城,找到了张竹坡的后人,发现了《张氏族谱》。

年8月,我应吴敢之邀到了徐州。这时,吴敢据《族谱》已撰写了关于张竹坡家世、生平的系列论文,我得以先睹为快。

我对吴敢同志极为快慰地说:今后我不再研究张竹坡生平家世,只注意他的小说理论;请您对张竹坡生平作系统研究。[6]

于是,由于各自的勤奋耕耘,也便成就了张竹坡与《第一奇书》研究的两位金学大家,而此一段佳话也就更值得存入金学史的备忘录了。

《我与金瓶梅——

海峡两岸学人自述》

吴敢据发现的《张氏族谱》所撰写的关于张竹坡家世、生平的系列论文,第一篇即《张竹坡生平述略》(刊发于《徐州师院学报》年第三期),这也是吴敢《金瓶梅》研究的起点。吴敢的这篇论文距离朱星连续在《社会科学战线》年第2、3、4期发表《金瓶梅考证》长篇论文以揭开“金瓶梅热”序幕大约5年时间(笔者按:朱星的系列长文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呢?且看以下自述——黄霖说:朱星先生在《金瓶梅》研究领域打响了第一枪,在新办的大型杂志《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了《金瓶梅的版本问题》,我一口气读完了它。我佩服朱先生为《金瓶梅》说话的胆气,但他想回避和抹去《金瓶梅》的“秽语”来肯定这部小说的作法,显然是缺乏根据的。于是,我查阅了一些资料,第二天即写下了《金瓶梅原本无秽语说质疑》,向金学大门莽撞地迈出了第一步。[6]85可见,黄霖迈进金学的第一步即受了朱星的影响;孙逊则说:年,我的第一部书稿《红楼梦脂评初探》完成,送至出版社排队等候。这期间,朱星先生率先发难,连续在《社会科学战线》年第2、3、4期发表《金瓶梅考证》等三篇长篇论文,揭开以探讨《金瓶梅》作者之谜为中心的“金瓶梅热”的序幕。朱星先生的文章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也引起了我研究《金瓶梅》的冲动。[6]47孙逊研究《金瓶梅》的冲动竟也与朱星有关,足见《金瓶梅考证》的影响力;张远芬则记述道:一天,我在图书馆里读到了朱星先生在《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的《金瓶梅三考》,埋藏在我记忆深处的兰陵笑笑生猛地跳了出来,灵感瞬间将临,这不正是我要做的题目吗?[6]47这又可以说:朱星为张远芬金学研究选题做指导。应当说,《张竹坡生平述略》的发表正赶上这一时期的“金瓶梅热”,吴敢的这一成果也就很自然地受到了广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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