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线索
年7月13日，南京艺术学院研究院夏燕靖教授莅临彭城，为30余位来自全国各高校、艺术行业的国家艺术基金人才培养资助项目“中国汉画像艺术传承与创新人才培养”高级研修班的学员做了两场学术报告，分别为《汉画像艺术的历史寻迹与研究探路》《中国传统工艺文化与工匠精神传承解读》。以下是主题报告“汉画像艺术专题”的节选内容，以飨众友。
（南京艺术学院研究院教授夏燕靖做汉画像艺术历史寻迹讲座）
楔子
探讨汉画像艺术，我要先推荐一本书，就是巫鸿《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这本书我是在年底读到的。记得当时出差北京，正赶上这本书中译本首次推荐活动，巫鸿教授到三联韬奋图书中心与读者见面，并做演讲，讲题是“武梁祠画像中的汉代思想、道德和历史”。现在回忆起来，巫鸿教授当时所讲的具体内容已经淡忘了许多，只记得巫鸿教授在现场用启迪的方式向读者提出了一连串的设问：“武梁祠的设计者是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汉画像？”“这些图像的作用是什么？”“我们通过图像能够解读与历史观念、道德标准、宗教信仰以及个人政治抱负有着怎样的关系？”这些设问直到如今记忆仍然清晰，这是与我之后细读巫鸿教授这本书有关，而这些问题又是我当年指导艺术史研究方向研究生做论文的重要参考文本，以至后来我又购买过多本送给学生作为他（她）们写作的“教材”。由此，对艺术史研究中的图像志以及对图像学的支撑应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现在想起来，巫鸿教授的武氏祠研究延伸而集中到整个图像系统的思想观念上进行艺术史的探究，对于国内艺术史学界研究方法及路径把握有着至深的影响。今天，讲学所选题目，自然先想到的就是这十多年前阅读经历留下的治学之问。那么，我今天的讲题就从读巫鸿《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以下简称《武梁祠》）一书起讲。
（巫鸿《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8月版）
起讲
我读巫鸿《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一书，有三点感受特别深刻：
一是巫鸿的研究领域，相对于传统意义上的史学研究而言，对于个案研究尤为注重。比如，他的几部代表性著述，如《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中国古代美术和建筑中的纪念碑性》《重屏：中国绘画的媒介和表现》等，可以说是个案研究的经典文本。
这里要插几句关于个案研究的话题，艺术史的个案研究如今渐为大家所熟知。其实，个案研究做的比较好的早先是在医学领域。我有一位医科大朋友向我介绍说，临床个案研究在医学领域开展已有一个多世纪。例如年JamesParkinson（詹姆斯?帕金森日志）记载的震颤性麻痹临床个案研究，就是发现导致帕金森氏病的缘由。在临床医学中把关于个人的广泛信息结合起来，包括问诊访谈、观察，测验分析，还有门诊各种病理检查等，目的是尽可能详尽地获得个体病症的信息，以便于探究病因产生的真实缘由。如是可见，艺术史的个案研究可与之喻比，用这种方法尽可能详尽的搜集文献资料，将研究者往往不系统的主观见解，或是研究者的认识偏差，通过此法加以纠偏，使研究者的观察和阐释更加客观公允。况且，个案研究又是保障深度研究质量的重要前提或条件，起码是从研究的精细化入手，而非本本宏论出发，这叫做学术研究的“循证实践”(evidence-basedpractice,EBP)，这也是肇始于循证医学而来的方法，其字面意义可以理解为“遵循证据进行实践考据”。这算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一种方略，对于我们从事汉画像艺术研究多少有点启示意义。
二是巫鸿在研究中提出“图像志”（iconography）层次上的研究策略，这有利于更加深入的对综合单独母题的完整程序的解说，这是他关于武梁祠研究的最终目标。巫鸿正是将东汉时期的这批石刻放回到它们原来的建筑环境中（这是一种研究方式上的归位环境），才获得研究审视上的正确理解，并以此建立一种模式，能够适用于解释所有祠堂甚至是墓室装饰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这应该是在个案研究基础上的一种提升，也就是通过对武梁祠石刻图像归位环境的系统分析，一方面反映出当时社会的某种风尚；另一方面推断出石刻设计者选择安排的意图。故而，这一研究方法意义显著。
当然，我们不禁要问，如何能信服这些来源于图像的转译信码呢？换句话说，这些由图像转译而出的信码权威真实依据有多少，这大概就是图像学与图像志研究的关键问题了。可以说，整个20世纪西方艺术史学界不断涌现出的一大批图像学研究者的学术成果，多半体现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推进上。如欧文·潘诺夫斯基（ErwinPanofsky）、弗里兹·扎克斯尔（FritzSaxl）、鲁道夫·维特科夫尔（RudolfWittkower）、埃德加·温德（EdgarWind）等人，他们通过对图像学性质的系统设定，即对艺术品母题的象征意义进行全面阐释，从中大量获取历史的、传统的、宗教的、文化的和艺术的演化，即通过“表象--现象--本质”的过程，挖掘每一个(值得研究)图像假设的隐藏的意义，而这一意义则可能是由某种转译语义的信码所规定的，代表了某一历史阶段的基本信息，同时被艺术家们有意无意地注入作品之中，这是将观念与形象构成联系，图像学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之间的关系即表现于此。那么，我们在探讨汉画像艺术的图像意义时，不仅可以通过对“表象--现象--本质”的比较论证，而且可以从视觉转化角度观察历史事像的种种可能性，改变艺术史过往的思维方式，即考虑图像学与图像志的诸种关系研究，乃是一种认识视角的重要转变。
三是巫鸿在《武梁祠》一书中确立的研究路径指向明确，即注重对武梁祠画像艺术做扎实的社会学阐释，尤以附录一为研究基础，